海峡文艺出版社编辑出版的《冰心全集》第三卷1944年内收《现代女作家书简》一文，全文云：
××先生：
来信敬悉。关于作稿，岂明先生已催过两次了，只因牙疾，不能写作，抱歉之极。《××特辑》很动人，颇想写他一写，题目一时不能定，因为我作稿，常常是后定题目的，在可能范围内拙稿总拟在五月中旬奉上不错。此请
撰安
冰心拜
五月一日
文后括注云：“此信最初发表于《风雨谈》1944年第11期‘现代女作家书简’。”
这篇书简的收入和编年，以及它的题注，都成大问题。
同是这一套《冰心全集》，同在第三卷，在1936年内又收有《致陶亢德》书简一件，内容与这篇所谓《现代女作家书简》基本相同，仅名头作“陶先生”，“撰安”之后另有“语堂先生前代候”一句。《现代女作家书简》中的“《××特辑》”，在《致陶亢德》书简中作“《北平特辑》”。《现代女作家书简》中的“奉上不错”，在《致陶亢德》书简中作“奉上不误”。
不难发现，两处所收书简原本是出于同一件，一入于1936年，一入于1944年，其中必有一误。
陶亢德是《宇宙风》半月刊的编辑，《宇宙风》是周作人、林语堂等人创办，接连推出几期《北平特辑》，很受欢迎。周作人、陶亢德向冰心邀稿，冰心慨然应允，约定5月中旬交上。信是5月1日写的，过了一周，于5月8日夜，冰心女士风风火火赶出《一日的春光》，抒写一个晴明的春日，在北平看海棠的感受，提前交了稿，随即在1936年6月1日的第18期《宇宙风》上刊出。冰心书简中提到的岂明即周作人，曾是新文化运动的一员宿将，这时仍然很受人们的尊敬，因此冰心敬称其字而不直呼其名。而1944年的周作人，已滞留在沦陷了的北平，走进人生的昏暗；此时冰心则正在大后方的重庆，从事文化抗战，两人早已不再有书信往来，更不可能有周作人向谢冰心约稿催稿的事了。1944年第11期的《风雨谈》，将此信收作《现代女作家书简》，那是后来追发，而不是原初发表，也就是说，发表的年份并不是写作之年。这套《冰心全集》据现代文学馆舒乙先生征集到的原件，将《致陶亢德》书简收入1936年无误，又重出复见于1944年内，显然有误，题作《现代女作家书简》也显然不妥。《冰心全集》的编者不知考年考源，又失于校勘，因有此误。这样的错误，真是害了读者不浅。
我们国家有明文规定，正式出版物中的差错率不能超过万分之一，超过这个限度即为不合格，就要下架，不能上市。这套全集于1944年错收《现代作家书简》一文，全文140个字（包括题注和标点），第三卷全册共37万字，就冲这一篇文章的错失，至少这一卷是应该下架抽换重印的了。而且，全书的错失还不仅这一处，第三卷的错失也不仅这一处。现在出的书，还有错失更严重的，可能是“法不责众”了吧，若是真的执行起来，该下架的书可就多多多多矣！
这个例子错失很严重，又很浅显，真叫人哭笑不得。我反复揣摩，为什么会出现这类的错失？这类错失能不能避免？我们从中应该吸取点什么教训？我可能被人认为是背时的迂见，但不能不想到史源学和年代学。早在六十年前，国学大师陈垣先生就曾极力提倡史源学与年代学，当年清华、北大和辅仁大学的历史系中文系，都开过史源学或史源学实习的课。史源学与年代学有时互为表里，陈垣先生致力于年代学，也有一系列论著。以我大半生研究文学史、艺术史、建筑史和文物考古、金石碑刻、诗词书画的诸多情结，在不断吸取新鲜学问、调整知识架构的同时，总以为史源学、年代学还是认真读书做学问的一种基本功底，掌握了它的真谛，在实践中磨砺，我觉得受用无穷。我们在解放后批判胡适“繁琐考证”，把学术考证看成一种反动，顾颉刚、俞平伯等先生都跟着受了许多冤枉批判，史源学与年代学都已经废而不讲。黄庭坚说，治学要如大禹治水，必先知天下之脉络。《红楼梦》有一个回目叫作“刘姥姥信口开河，贾宝玉寻根问底”，作学问不许你寻根问底，溯本求源，就只好信口开河，假大空，空大假。写文章编文集甚至出专著的，于是便逐渐走向空疏，文章文集中诸如此类的错失，也就一个接连一个，日渐严重了。近年来出的名家文集全集很是不少，诚然是好事，可也常有诸如此类编辑校勘不精的情况，让人无法恭维。有的集子，例如广西民族出版社出的《徐志摩全集》，错失更为严重，简直无法卒读。各种错失之中，又是史源学、年代学方面的问题最为严重。李白有句云：“千金买歌笑，糠养贤才”。读者需要营养充分的精神食粮，糠是万万养不出贤才的。我们总讲十年树木、百年树人，现在又天天强调素质教育，培养一代又一代人读书做学问的根基，已是刻不容缓的事情。当前学风的浮浅让我们斯文扫地，甚至天地难容。我深信学术界的整体认识必将趋于一致，走错了的路，还是应该走回来才是，我看大学历史系、中文系，以及考古系、艺术史系，尤其是国学院和文史哲各类研究生部，都应该重开史源学方面的课程。一家出版社哪怕至少有一位能够掌握史源学、年代学基本功夫的编辑，像《冰心全集》错收女作家书简一类的事，也就不难避免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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